上海刑事诉讼律师来讲讲如何对互联网侵犯著作权定罪量刑

　　在“两级社会”背景下，如何对著作权犯罪定罪量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笔者以“版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案件类型选择为刑事案件，判决时间选择为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8日。上海刑事诉讼律师为您讲解一下有关的情况。

　　对搜索结果逐一筛选后，共查出刑事判决侵犯著作权案件306件，其中侵犯传统社会著作权案件295件，涉及网络著作权案件11件。从时间维度来看，上述案件自2014年开始由各地法院审理，具有时效性；从空间维度来看，上述案例来自全国22个省份的85个中级和基层法院，地域范围之大保证了分析样本来源的广泛性。

　　（一）传统文化社会中侵犯我国著作权罪定罪量刑的实证研究分析

　　1、定罪量刑标准单一

　　在295起案件中，犯罪目标基本上是音乐、电影、电视和录像作品所刻录的光盘、盗版书和计算机软件。其中，以涉案光盘或书籍的份数为依据的有272起，占92、2%，以非法经营额为依据的有14起，6起既涉及份数又涉及非法经营额，但不清楚是份数还是非法经营额。

　　2、量刑结果失衡

　　在295起案件中，作者从以光盘数量为定罪量刑标准的案件中提取了5起光盘数量相同的案件（详见表1)。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主句的确定与副本数量以及减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关系。特别是，如果复制品的数量基本相同，法院作出的主要判决不一定大致相同，减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增加不一定导致主要判决的减少。

　　从另一个角度看，笔者从295个案例中选取了6个案例，其中犯罪对象均为盗版光盘，主要处罚基本一致（案例详情见表2)。上述案件情节基本相同，但6起案件涉及的复制品数量差异较大，从31376件到2558件不等。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在类似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份数的多少并不必然导致主刑刑期的增减。

　　（二）网络信息社会中侵犯我国著作权罪定罪量刑的实证研究考察

　　对于涉及网络版权的11个案例，作者从中提取了6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案例细节见表3) ，分析结果如下。

　　1、在某些情况下，确定情节严重程度的标准并不明确。

　　在抽样调查的6个案件中，有3个案件没有详细说明判刑理由，而是直接判定被告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例如，屯溪区法院审理（2014年）第78号案件，判决被告人蒋某利用“音乐扑通网”参与百度联盟广告宣传活动。

　　在“音乐扑通网”上为网民上传253首无版权的音乐电视歌曲供网民点击下载，下载总数为88、959，鹅掌柴共计20038、94元有关案件涉及下载次数（相等于点击次数）及非法收入金额，但法庭只表示情况严重，并没有根据点击次数或非法收入金额，或结合点击次数及非法收益金额，表示情况严重。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汉川法院（2013年）审理的汉川兴初字381号案件和全椒法院（2014年）审理的94号案件。这将导致量刑标准适用不明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限制，甚至导致量刑标准缺乏规范。

　　2、同样的情节，量刑差距很大。

　　在上述6个案件中，笔者研究选取一个情节或量刑方面具有一定可比性的3个案件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分别为：全椒法院关于审理的（2014）全刑初字第94号一案，刘某违法犯罪所得1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三门作为法院可以审理的（2014）台三刑初字第378号一案。

　　朱某非法方法所得10余万，非法企业经营成本数额24、4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汉川法院认为审理的（2013）鄂汉川刑初字第381号一案，冯某违法行为所得70余万元，非法生产经营资金数额405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需要上海刑事诉讼律师说明的是，上述3个案件中，被告中国人均发展具有其他从轻或者处罚的情节，但通过学生对比可看出，违法活动所得收入数额或非法公司经营资产数额的差异并未在社会最终的量刑上得到充分体现。